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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汽车工业协会5月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今年4月，汽车产销分别达到120.5万辆和118.1万辆，环比下降46.2%和47.1%，同比下降46.1%和47.6%。其中，4月销量跌破120万辆，为近10年以来同期月度新低。今年1-4月，汽车产销769万辆和769.1万辆，同比下降10.5%和12.1%，结束了今年一季度的增长态势。

　　面对如此罕见的巨大挑战，市场无疑需要更多给力的政策。在“五一”假期前发布的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中，“新能源汽车”“绿色出行”再次成为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重头戏。

　　“此时该文件的出台，主要是考虑当前内需不足的情况有所加重，尤其是疫情导致消费需求萎缩，需要通过政策面来引导消费复苏。”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、研究员盘和林认为，考虑到部分地区因为疫情防控压力较大，供给和需求都尚未恢复正常，当前还没有到“全面提振消费”的时刻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中国汽车业眼下的颓势是疫情反弹导致汽车产能阶段性收缩，而产能供给不畅导致汽车销量下滑。“这应该是一个短期的问题，下半年汽车业有望恢复正常。尤其是智能电动汽车，仍将是消费市场升级的风向标。”

　　全产业链面临严峻挑战，供需恢复还有哪些难题待解

　　这一轮疫情来势汹汹，先后受到冲击的吉林、上海、北京，既是汽车业的生产重镇，也是重点消费市场。

　　在资深汽车媒体人、汽车行业分析人士杨小林看来，眼下汽车业面临的挑战几乎贯穿了全产业链，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。“从东北到长三角再到京津冀，都是汽车产业链的重点布局地区。当这些地方因疫情而摁下暂停键，全国乃至全球的汽车产业链都会遇上堵点。”

　　新能源汽车独立研究员曹广平认为，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汽车业造成的直接冲击和间接影响都不容忽视。一方面，上海等地的封控让供应商、整车厂被迫停摆，汽车销售也面临重重困难；另一方面，由于部分居民预期收入减少，汽车消费意愿降低或延期。

　　“经过多方努力，目前大部分车企已经复工，但产业链恢复很难一蹴而就。任何一个环节存在堵点，都可能让汽车生产线节拍慢、效率低。”他分析说，汽车产业的生产和消费全部恢复可能要等到下半年，但具体恢复进度还要看疫情防控情况和经济走势。

　　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发布的数据显示，4月上海地区的5家主力车企生产环比下降75%，长春地区主力车企生产下降54%，其他地区汽车生产总体约下降38%。

　　对此，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说，上海地区零部件体系的全国辐射效应凸显，再加上部分进口零部件受疫情影响短缺，涉及长三角地区的国产零部件体系供应商无法及时供货，有的甚至完全停工、停运。再加上物流效率降低、运输时长不可控，4月汽车生产不畅问题突出。

　　按照乘联会的统计，4月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104.2万辆，同比下降35.5%，环比下降34.0%。今年1-4月累计零售595.7万辆，同比下降11.9%，同比减少80万辆。其中，4月同比下降约57万辆，且零售同比与环比增速均处于当月历史最低值。

　　“4月，上海、吉林、山东、广东、河北等地的经销商4s店客户进店和成交都受到影响。”崔东树向记者直言，4月汽车零售降幅之大，不禁让人想起2020年3月，当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，汽车零售同比下降40%。

　　今年3月以来，国内疫情出现多点散发，波及全国多数省份。特别是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，给经济平稳运行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和挑战，消费特别是接触性聚集性消费受到较大影响，因此消费恢复进一步承压。

　　对此，《意见》提出，要从围绕保市场主体加大助企纾困力度、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三个方面着力，应对疫情影响，促进消费有序恢复发展。

　　“消费是最终需求，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，对经济具有持久拉动力，事关保障和改善民生。”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《意见》的制定出台一方面是着眼长远，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，打通生产、分配、流通、消费全链条、各环节，为培育完整内需体系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；另一方面则是聚焦当前，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积极应对疫情对消费的影响，努力稳定当前消费，切实保障消费供给，促进消费持续恢复。

　　事实上，从“十四五”规划到2035年远景目标，从这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，均对促进消费作出部署，强调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、挖掘县乡消费潜力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、促进消费持续恢复。

　　有分析认为，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是阶段性的。随着疫情得到有效管控、政策效应逐步显现，正常经济秩序将快速恢复，消费也将逐步回升，消费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。

　　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表示，随着前期被抑制的购车需求得以释放，预计5月汽车产销量将实现环比提升。

　　在推动汽车行业复工复产的同时，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刺激汽车消费的举措。据了解，广州增加3万个购车指标、深圳增加1万个购车指标。沈阳市政府投入资金1亿元，面向在沈购车的个人消费者（户籍不限）发放汽车消费补贴。

　　统计数据显示，今年1-4月，新能源汽车产销160.5万辆和155.6万辆，同比增长均为1.1倍，市场占有率达到20.2%。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，与上年同期相比，纯电动汽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产销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。

　　因此，在接下来促进汽车业产销回暖、释放消费活力的过程中，新能源汽车无疑要当好“主力军”。

　　让新能源汽车当好刺激消费“主力军”，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开始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意见》提出，要有序破除一些重点服务消费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和隐性壁垒，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、规则、政策协调统一，简化优化相关证照或证明办理流程手续。

　　而此前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则提出，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，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。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，汽车业显然要成为主力军。然而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新能源汽车市场，也被认为是地方保护主义横行的重灾区。

　　一方面，由于新能源汽车补贴中有一部分是由地方财政负担，不少地方政府会将补贴资金向在当地建厂的车企倾斜。从限制车辆轴距，到规定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油箱大小，在种种看似奇葩的补贴规定之下，其他品牌被“精准”地排除在新能源汽车地方补贴之外，当地汽车品牌得以“独享”。这人为调整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价格秩序，造成不公平竞争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在各地采购出租车、公交车和公务用车时，不少省市或明或暗地向当地车企倾斜。尽管在燃油车时代便有如此“规矩”，但这一情形无疑会挫伤企业加强技术研发、提升新能源汽车产品实力的积极性。长此以往，必将对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造成负面影响。

　　“越是面临严峻挑战，越要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。”杨小林直言，国内市场割裂、新能源汽车地方补贴“暗藏玄机”，有其特定的形成原因和存在形式。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逐步退出历史舞台，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有望大为改善。

　　“新能源汽车没有财政补贴后，会加快回归到全国统一的大市场。但我们仍要警惕那些非市场化壁垒，要让消费者有权利进行多元化选择。”他提醒说，不排除有地方通过上牌、政府采购等手段继续构筑壁垒，保护本地企业。因此，在市场监管和流通机制上，应出台更多全国一盘棋的政策。

　　在盘和林看来，地方政府利用高额补贴和信贷支持，甚至直接通过政府资本投入来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，从而形成新能源汽车的产业优势。但这也可能成为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。

　　“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意味着将来要重点消除这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，要让各个地区更加均等地吸引新能源车企业。”他表示，各地方应减少在财政补贴上的竞争，而将更多精力放在为企业平等地做好相应服务上，打造服务型政府。

　　“如果地方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不恰当，就等于是在市场竞争中拉偏架。这样不仅不利于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，还有可能一味保护落后产能，甚至形成‘越保护越落后，越落后越保护’的恶性循环。”曹广平向记者直言，地方保护主义由来已久，在为企业纾困、释放消费活力的过程中，地方政府的行为既要合理应用宏观调控之手，也要始终坚持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形成的目标。

　　显然，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，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基础性的战略意义。

　　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提出，完善市场信息交互渠道，要统一产权交易信息发布机制，实现全国产权交易市场联通。推进同类型及同目的信息认证平台统一接口建设，完善接口标准，促进市场信息流动和高效使用。依法公开市场主体、投资项目、产量、产能等信息，引导供需动态平衡。

　　“这意味着产业与产业之间、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效应将大大加强。”有业内专家分析称，做大做强汽车产业既需要发挥市场作用，也离不开“有为的政府”，“眼下最关键的，还是立足内需、畅通循环，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解除各种不合理的限制。比方说，汽车限购问题就很值得研究。”

　　《意见》要求，为了稳定增加汽车等大宗消费，各地区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，已实施限购的地区逐步增加汽车增量指标数量、放宽购车人员资格限制，鼓励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限购地区实施城区、郊区指标差异化政策，更多通过法律、经济和科技手段调节汽车使用，因地制宜逐步取消汽车限购，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。

　　从保供应到释放消费活力，从保生产到畅通国内大循环，汽车业的生产线一头担着做大做强实体经济、保障就业的重任，一头连着老百姓对美好出行生活的向往，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中国经济巨轮的航向。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，保障汽车业这条漫长链条高质量运转的“润滑油”。

　　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，《办法》是理财公司履行受托管理职责的重要制度保障，是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途径和有力抓手。当前，在理财公司转型发展的新时期、新阶段发布实施《办法》，有利于统一同类资管业务监管标准，增强理财公司合规意识，建立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，推动理财行业形成良好发展生态。

　　形成统一内控标准

　　今年，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(“资管新规”)结束过渡期后开始正式实施，标志着我国资产管理制度在顶层设计上日趋完善。在统一的监管标准下，大资管格局形成“一张网”，银行理财业务等细分子行业逐渐步入规范运行新阶段，资管机构的运行更加稳健。

　　就理财公司发展格局而言，自2018年《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》发布实施以来，共有29家理财公司获批筹建，其中25家获批开业。截至2022年3月末，银行及理财公司理财产品合计余额28.4万亿元。其中，理财公司产品余额17.3万亿元。当前，理财公司作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资管机构，在理财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，有必要尽快构筑全面有效的内控管理制度。

　　“总体上看，理财公司的治理体系仍有待深入和完善，此次《办法》的制定，对内控制度建设提出了全面的要求，涵盖了内部控制组织架构、内部控制活动以及内部控制监督等方面，对理财公司树立科学稳健投资理念具有重要意义。”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，理财公司的内控制度与银行不一样，除了要围绕其展业特点之外，还需要借鉴其他的资管行业，尤其是公募基金等投资属性，围绕资管交易、内控等方面来实现有效监管。

　　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，在我国，人员信息登记和公示制度已在证券公司、基金公司普遍实施。理财公司作为新型资管机构，《办法》提及在理财公司中建立人员信息登记和公示制度，是促进同类业务监管规则一致性的具体体现，有助于促进理财公司从业人员规范执业，避免不符合职业要求的人员“滥竽充数”。

　　目前，资管新规等法规均提出内部控制的原则性要求。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，《办法》是对资管新规、理财公司办法等监管制度的原则性要求的细化和补充，有利于推动理财公司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内控标准。理财公司从成立初期就要养成“洁净起步”，构建与自身业务规模、特点相适应的内控合规管理体系，为将来稳健运行、防范风险提供坚实保障。

　　建好风险隔离墙

　　《办法》指出，理财公司应当针对内部控制风险较高的部门和业务环节，制定专门的内部控制要点和管理流程。

　　内控制度是资管机构的核心制度，不仅涉及其内部组织管理、交易运行等重要环节，还是整个风险防范的基础，往往重大风险都源自于内控失效。曾刚表示，从更深层面看，做好内控有利于完善理财公司治理体系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也为监管制度的完善和理财公司有序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础。

　　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陆续落地，及时建立内部控制管理体系是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的前提。但是，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，那就是目前资管行业部分理财公司内控管理依然面临挑战。“对于理财公司来说，投研能力是资管行业的核心竞争力。整体上看，理财公司现有的投研水平和成熟基金、信托等行业相比还有一定差距。”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，理财产品打破刚兑进入净值化转型，净值波动增多，理财公司如何在收益与波动间取得平衡、防控风险，对理财公司而言是一场大考。

　　在这种情况下，理财行业需要加快完善监管制度与推进理财机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促进资管机构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。“《办法》对各项业务活动和管理活动制定全面、系统、规范的内控制度体系，并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全面评估。”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，要完善投资和交易制度流程，明确不同类型资产投资审核标准、决策流程、风控措施和投后管理要求，健全交易全流程管理制度，这样才能有效识别和控制相关资管机构的风险。

　　董希淼认为，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制度，构筑牢固的金融“防火墙”，是降低金融业系统风险在不同机构之间蔓延的重要保障。而通过在一个集团内部分设不同法人机构来隔离风险传染，则是比较现实和有效的途径。《办法》强化理财公司受托管理职责，强调规范与控股股东等关联交易、风险隔离，具有重要意义。下一步，理财公司应明确细化相关规定，与母行等之间实现管理隔离、业务隔离、声誉隔离、人员隔离、信息隔离，这样既有助于理财公司稳健经营，也有助于推动理财公司有序创新。

　　总的来说，《办法》与资管新规、理财公司办法等制度规则共同构成理财公司内控管理的基本遵循，对于防范化解理财公司风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

　　随着居民财富积累与投资理财意识增强，对高质量、多元化理财产品的需求潜力越来越大。《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(2021年)》显示，银行理财市场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再创新高，截至2021年底约为8130万，较上年同期增加95.31%，个人投资者仍占据理财市场绝对主力，整体投资风格更趋稳健。

　　面对如此庞大的投资者数量，在理财公司即将迎来“新蓝海”的同时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少不了有效且完备的制度保障。眼下，理财行业监管政策日臻完善，理财市场呈现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，这主要得益于监管部门的持续努力。周茂华表示，一方面继续推动理财公司建立健全产品发行、投资运作等方面的制度规则，在建立和优化投研体系的基础上，加强人才培养与科技赋能，多维度提升投研能力；另一方面要细化监管举措，围绕投资者合法权益开展精准施策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办法》从不同方面强调理财公司应当建立健全投资者权益保护、建立有效的投资者投诉处理等机制，有利于做好内控制度等各方面保障工作。比如，《办法》强调，理财公司应当建立利益冲突防控制度，不得向任何机构或者个人进行利益输送，不得从事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活动。

　　“理财公司作为投资者的资产管理人，肩负着为投资者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目标的托管责任。”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表示，要在投资者利益、股东利益和管理层利益之间做好平衡，切实以投资者利益为中心。要实现这一点，需要在治理机制、制度流程、文化建设等方面予以保障。此外，理财公司需提高专业能力、进一步实现专业尽职，力争理财产品实现在流动性和收益性等方面平衡，为投资者创造利益。“下一步，理财公司应加强投资者教育，重要的就是引导投资者在收益波动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行合理投资，改变以往刚性兑付、保本的观念，逐步培养投资者正确的财富管理理念。”普益标准研究员霍怡静表示。

　　《办法》中提及的以投资者利益优先为原则，也是所有类型资产管理人均需遵循的原则性要求。薛洪言认为，当股东利益和投资者利益出现冲突时，要以投资者利益为先。比如，规模与收益的冲突，理财公司的营收通常与管理规模正相关，但有时候一味扩大规模会降低产品盈利能力，对投资者利益造成损害，此时，理财公司应以投资者利益为先，适度降低对规模的追求。但考虑到此时降低对规模的追求有悖理财公司的利益，很难靠自觉达成，需要监管等强制性力量介入。

　　曾刚建议，在监管制度方面，还应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，按照更高标准、更严要求，在投资者权益保护、透明度建设等方面，不断提高监管专业性和有效性。比如，在细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、健全信息披露制度、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面重点发力，从长远看，这些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体系、保障资管机构稳健可持续发展。